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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公元1004年，北宋景德元年，澶渊——这个时空点正是中国历史的半岛体育一个拐点。宋辽之间的澶渊之战，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，不过是两个兄弟民族政权之间的纠纷，但如果重返历史现场，那却是一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关头：这场战争以宏大背景开始——宋辽两国最高统治者挂帅出征，以戏剧性效果接触——辽军统帅萧挞凛偶然被北宋床子弩射死，然后旋即以“澶渊之盟”握手言和，不仅避免了大规模死伤性战争的历史悲剧，更为中华民族赢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宝贵和平。

回銮碑，亦曰“契丹出境碑”，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内御井街西侧。此碑为青石，高2.6米，宽1.3米，碑文为宋真宗所赋《契丹出境》诗，相传为寇准书写，字大如掌，苍劲挺拔，秀丽流畅。其南有一古井，水清澈甘甜，相传为真宗驻跸时所凿，故称“御井”。此迹是宋辽大战与“澶渊之盟”的唯一见证。

宋辽两国最高统治者在澶渊的军政决策，不仅是一场折射民族生存之“法”的争战，也是一份折射历史发展之“道”的盟约。化干戈为玉帛，这是中华民族史上鲜见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妥协——正是在这一历史拐点上，大宋王朝完成了它神秘而神奇的命运签注，中华民族也学会了什么是亢龙有悔、什么是飞龙在天。

景德元年：灾难与战争

公元1004年，干支纪元为甲辰，在大宋王朝，这一年是景德元年，属龙。

这是大宋王朝319年时光中的第44个年头，也是其第三位皇帝宋真宗登基的第6个年头。沙漏里滴下的日子，如常地向前行进，斗转星移，波澜不惊。假如没有什么意外，新的一年也将很快翻过，淹埋在流沙般的时间碎片中，无影无踪，无从找寻。

景德元年是中国灾难史上屡屡被提及的一年，时间老人抚摸着花白的胡须，发出诡谲的笑声，历史的河道便在这里拐了个急弯。

时岁步入正月，京师已连续发生三次地震——

正月十七，“是夜，京师地震”。地震发生在夜晚，百姓猝不及防。

正月二十三，“是夜，京师地复震，屋宇皆动，有声移时而止”。房屋摇晃，地下烈焰如炽，激流和地浆如千军万马般，轰然作响。

正月二十四，“冀州（今河北冀县）地震”。

以后的几天，益州（今四川成都）、黎州（今四川汉源）、雅州（今四川雅安）接连发生地震。

到了四月初三，“邢州（今河北邢台）言地震不止”。

四月十四，“瀛州（今河北河间）地震”。

五月初一，史料记载“邢州言地连震不止”。形势严峻，宋真宗下诏，邢州减田赋一半，免运送军粮之劳役。

半年以后，十一月十八，“石州（今山西吕梁）地震”。

大地，一次又一次显示出它的狰狞。天崩地陷的轰鸣转瞬即逝，数不清的生命如流星般陨落。山河变色，草木同悲。《中国救荒史》写道，这是历史上地震记载最多的年份，综各地方志所载，1004年一年之内，大规模的地震竟高达9次。但是，人们也许并不知道，地震，还不是这一年最大的灾难。

这是别具深意的一年。时间，舒展巨大的羽翼，将这残垣断壁、满目疮痍缓缓收藏，将这风雨河山、飘摇家国缓缓收藏，等待着遥远的某一天、某一刻，未来之神将它重新开启。

仲夏以后，地震的频率减缓，大地复又显示出它素常的温情。尽管经历了频仍的灾患，日子仍旧喧嚣地向前奔跑，春天播下的种子早已破土而出，它们在整整一夏里节节拔高，又在这个肥沃的季节，欢愉地等待着收获。白云渐行渐远，秋色渐行渐深，柏树扭曲着旋转着挥舞着枝干，箭一般射向天空，白杨舒展油亮亮的叶子，哗啦啦击掌欢呼，潋滟的水波倒影着黄金般的麦浪，静静地散发着芬芳。大宋王朝秋高气爽，民富国强。大地撕裂的伤口在慢慢愈合，切肤之痛终将成为旧事。

陡然之间，又一轮灾难从天而降。

景德元年九月，32岁的辽国皇帝耶律隆绪与当权人物萧太后、统军大将萧挞凛突然率20万契丹精兵铁骑倾巢南犯，一路高歌猛进，跨越大宋数十州县，兵锋直抵黄河北岸。

中国历史上，外族对华夏民族的威胁，一直是困扰至深的大问题。宋朝开国君臣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、尾大不掉危及社稷的局面，遂“杯酒释兵权”，采取强干弱枝、崇文尚武的办法，以致积弱为患。与此同时，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内忧外患，南有吴越、南唐、荆南、南汉、后蜀，北有北汉和辽国。加之，五代尤其石晋以来，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，中原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屏障。

契丹族出现于公元五世纪的北魏，以游牧为主，世居辽河流域。北荒寒早，至秋草先枯萎，广袤富庶的中原大地对契丹充满了诱惑。唐末五代分裂，契丹借此迅速发展壮大，公元916年立国，以幽州为跳板，近塞取暖，武力经略中原。中原遭受契丹侵扰久矣，百姓罹难，饱受痛苦，宋真宗咸平二年（999年），孙何上疏，愤慨奏曰：“焚劫客场作战的那不勒斯击败强敌，赢得三分我郡县，系累我黎庶”，“城池焚劫，……老幼杀伤”。

宋与辽的战争，陈师道在《后山谈丛》记载：一共打过大小九九八十一战，只有张齐贤太原战役取得一次胜利，其客场作战的那不勒斯击败强敌，赢得三分他均以失败告终。

萧太后，名绰，小字燕燕，原姓拔里氏，被耶律阿保机赐姓萧氏。萧太后精明过人，英勇善战。自公元982年至1009年摄政，她摄政期间，辽国进入了200年间最为鼎盛的辉煌时期。景德元年，在契丹是统和二十二年。此时的萧太后年已半百，从成为寡妇到实际的帝国统治者，她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，两次大败宋军，现在，她觉得可以找宋朝算一次总账了。

御驾亲征

紧急军情报进皇宫，宋真宗迅速召开御前会议，向群臣询问对策。大臣王钦若是江西人，他主张皇帝暂避金陵；大臣陈尧叟是四川人，他主张皇帝暂避成都。只有新上任的宰相寇准力排众议，主张迎战：“我能往，寇亦能往！为今之计，只有御驾亲征，上下一心，才能保住江山社稷。稍有退缩，人心瓦解，根基一动，天下还保得住吗？”宋真宗闻言，精神振奋：“国家重兵多在河北，敌不可狃，朕当亲征决胜，卿等共议，何时可以进发？”

隆冬时节的北方，已是天寒地冻。靡靡日渐夕，飒飒风露重，雪花飞舞，坚冰封路。当年十一月，宋真宗下旨御驾亲征。皇帝车驾从京城开封出发，直驱澶州（今河南濮阳），迎击辽军。

澶州夹黄河分南北二城。宋军抵达澶州南城时，宋真宗遥望北岸的辽军营帐连绵不断，军容盛大，陡生怯意，就想驻跸南城。寇准以为不可，站出来大声道：“陛下不过河，则人心不安，这不是取胜之道。”寇准用眼色向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示意，高琼点头表示理解，旋即左手扶住御辇，右手拔出寒光逼人的佩剑大喝一声：“起！”指挥御辇直上浮桥，向着澶州北城前进。辇夫不敢懈怠，抬起御辇迅速登上城楼。当皇帝的御盖在城楼出现，大宋的黄龙旗迎风招展、猎猎作响之时，将士欢声雷动。《宋史纪事本末·契丹盟好》记载：“帝遂渡河御北门城楼，召诸将抚慰，远近望见御盖，踊跃呼万岁”；《东都事略·寇准传》亦记载：“军民欢呼数十里，契丹相视，怖骇不能成列。”

御驾亲征，士气大振，宋真宗的车驾还未到北城，澶州的将士已然勇气倍增。

这一天，还是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，有一个叫作张瑰的军士正守着一张床子弩监视前方阵地。忽然，辽军大营里走出几个将官，他们交头接耳，准备巡视战场，这群人中有一个穿黄袍的将军指手画脚，气势不凡，张瑰调整好床子弩的方向毫不犹豫地对准此人；要是在平时，将士行动必须请示，然而，张瑰听说御驾亲征，精神振奋，顾虑全消，瞄准对象，奋力一扳开关，“嗖嗖”几声，数箭齐发，辽军将官顿时倒下几个，黄袍将军也在其中。——事后得知，这个黄袍将军，恰是辽军统帅萧挞凛，他被射中头部，当晚便死去。辽军未战，先丧大将，士气大挫。

历史如同一幅气势浩荡的画卷，它的可圈可点，在于一往直前、无私无畏的生动笔墨，更在于那些波诡云谲的怪笔、柳暗花明的曲笔、旁逸斜出的神笔，它们突如其来，却酣畅淋漓。

形势，仍然不容乐观。

澶州，距北宋都城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仅一河之隔。澶州在，大宋在；澶州有失，大宋便危若累卵。

萧太后觊觎大宋王朝的财富，本想依仗自己屡次败宋的军威逼退宋军，强占中原锦绣河山。后来听说寇准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，知道虚晃一枪不成，只好挥师作战。两军在澶州北城下激战数十日，胜负未决。

大军倾巢孤悬境外，统帅阵亡，萧太后不敢恋战，暗生倦意。萧太后派人请和，以获利为条件，终于在十二月（1005年1月），双方达成和议，签订盟约。

史书对盟约签订过程的记载饶是有趣。

宋真宗在与辽人签订盟约之前，曾派遣曹利用赴辽营谈判，曹利用在临行前向真宗请示“岁赂金帛之数”，宋真宗诏曰：“必不得已，虽百万亦可。”寇准听说真宗答应每年可以给辽100万岁币，连忙召曹利用至帐中说：“虽有敕旨，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，过三十万，勿来见准，准将斩汝。”曹利用赴辽营谈判，果然以30万成约。回宋之后，赶忙赴行宫向宋真宗呈报。其时，宋真宗正在用餐，“未即对，使内侍问所赂”，曹利用答曰：“此机事，当面奏。”宋真宗急于知道宋辽议和情况，再次派遣内侍问道：“姑言其略。”曹利用仍不愿向内侍说明，仅“以三指加颊”，以示每年给辽的岁币之数。内侍返至宋真宗面前说：“三指加颊，岂非三百万乎？”宋真宗不禁失声道：“太多。”此后，宋真宗听闻曹利用报呈以30万成约，高兴异常，赏赐曹利用“特厚”，宠爱有加。

战争与和平

命乖运舛的景德元年，宋真宗历经天灾、人祸、兵燹的考验，审时度势，终于在这年的腊月打开了一个叫作“澶渊之盟”的锦囊，从此大宋王朝开始了养精蓄锐、潜心发展的进程。

和平，来得着实不易。

刚刚过去的咸平六年，宋、辽之间纷争不断，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三场：澶莫之战、遂城之战、望都之战，宋军败多胜少。

公元999年（咸平二年）九月，萧太后与辽圣宗率众从河北大举攻宋，首战保州，被宋三路先锋田绍斌、石普与保州杨嗣击败于廉良路，宋军歼敌2000余人。从九月至十二月，辽军相继转攻遂城、定州、冀州、威虏军，皆为宋军击退。次年正月，由于主帅镇、定、高阳关行营都部署傅潜“畏懦无方略”等原因，辽军在瀛洲（今任丘市北）东30里，击溃宋军，亦有所斩获。此次战役，宋军损失较辽军为重。尽管如此，宋真宗英勇可嘉，在河北各城池处于孤立防守、宋军主力部队迟迟未投入战斗之际，九月即毫不犹豫接受了臣僚的亲征建议，十二月身临大名府战阵，甚至还拒绝李宗谔等文臣在与辽军决战失败立即返京的建议，直到莫州之战结束七天之后的咸平三年正月甲午（十六日）方才从大名出发返京，这无形中激振了将士的斗志。

公元1001年（咸平四年）十月，辽国集中兵力，从河北遂城（今河北徐水以西）西面之长城口一路进兵，直指遂城，意在摧毁大宋太行山东麓之防线。此前的六月，辽国曾让向其称臣的西夏先从西面向大宋发难，攻下宋的恒、环、庆三州，欲借此分散宋朝的兵力和对辽的注意。六月十六日，辽军先头部队在长城口与宋军北面前阵钤辖张斌相遇，由于积雨使得辽军所用弓箭皮弦全部缓湿，不能使用，被张斌趁机击败。张斌率军追杀接近边境时，辽军伏兵突起，张斌“前阵兵少”，又得不到后续部队的支援，因此不敢恋战，只得退守遂城，旋即又撤至宁边军。两军在长城口发生遭遇战后，因为雨霖缘故，辽军经过十二天才前行到遂城西约三十五里之满城，考虑道路泥淖不利行军，在当天就急忙向遂城以西二十五里外的羊山迂回撤退。宋军及时抓住战机，各部在遂城会合集结，保州团练使杨嗣、莫州团练使杨延朗（即杨延昭）率领轻装骑兵抢先在辽军到来前赶到羊山设下埋伏，西上使李继宣、秦翰各率所辖军队分左右二队及时跟进。十一月初，宋军大破辽师于羊山，辽军损失惨重。

羊山之战后，辽军频繁对大宋实施报复性进攻。1002年（咸平五年），辽不断侵掠大宋边境，骁勇无敌，每战必胜，一胜于梁门，再胜于保州，宋军严重受挫。1003年（咸平六年）四月，辽军数万骑大举入侵，深入包围定州之望都县（今河北望都），定州行营都部署王超与副都部署王继忠领兵向北驰援，同时召真州桑赞、高阳关周莹两部率兵赴定州会合。周莹以没有诏旨为借口，按兵不动，仅有桑赞一部应召前来。王继忠孤军同辽军奋战之际，王超与桑赞却畏怯退师，遂使王继忠激战二日后全军覆没，而其本人亦被辽军擒获。宋廷闻知败况，急调援军正面布防，以阻止辽军深入，而辽军则就此调头撤还。

“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……行路难！行路难！多歧路，今安在？”太白之问，恰恰也是大宋之问。与此相反，辽军保持着原始野性，“轻而不整，贪而不亲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以驰骋为容仪，以弋猎为耕钓，栉风沐雨不以为劳，露宿草行不以为苦”（《宋史》），使得宋朝“赵魏之北，燕蓟之南，千里之间，地平如坻”（《旧五代史》）的华北大平原，成为辽军秣马厉兵的战场。胶着中的战争，像一条绷得很紧却早已失去弹性的皮筋，每年百数十万、甚至数百万的军费开支让宋朝疲于奔命。

三场战役不容小觑。以辽方而言，辽军骁勇善战，且善用骑兵部队，作战灵活机动，善于避实就虚，常常以突袭的方式潜入，令宋军猝不及防，朝廷亦来不及调兵遣将，多在一个局部战场就能够控制局势，掌握战争主动权。以宋方而言，宋军不畏强暴，在每一场战役中都积极应战，勉力支撑，大大消耗了辽军的实力。宋真宗每每御驾亲征，坐镇沙场，他的不退却、不妥协，他的果敢刚毅，不能不让辽军有所顾忌，不敢贸然深入。

从公元979年（太平兴国四年）宋太宗北伐幽蓟算起，一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，宋、辽两国处于敌对战争的状态已经持续了26年，绵延不断的战火、纠缠不已的争斗、短兵相接的厮杀，始终维持在僵持的局面——宋朝无力收复燕云十六州这片汉唐故土，辽国打家劫舍的侵扰也始终无法蚕食宋朝的领地。

光靠金钱，买不来和平；光靠战争，更换不来和平。

澶渊之盟

宋、辽签订《澶渊誓书》，其实有几项重要的规定：

——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岁币的交割，“共遵成信，虔奉欢盟。以风土之宜，助军旅之费；每岁以绢20万匹，银10万两，更不差臣专往北朝，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”。

——两国结为兄弟之邦，辽圣宗尊宋真宗为兄，宋真宗尊萧太后为叔母。

——疆界的规定，“沿边州军，各守疆界。两地人户，不得交侵”。

——互不容纳叛亡，“或有盗贼逋逃，彼此无令停匿”。

——互不骚扰田土及农作物，“至于陇亩稼，南北勿纵惊骚”。

——互不增加边防设备，“所有两朝城池，并可依旧存守。淘濠完葺，一切如常。即不得创筑城隍，开拔河道”。

——条约以宣誓结束，“誓书之外，各无所求。必务协同，庶存悠久。自此保安黎献，慎守封陲。质于天地神，告于宗庙社稷。子孙共守，传之无穷。有渝此盟，不克享国。昭昭天监，当共殛之”。

《澶渊誓书》中没有提到的还有很多，比如宋、辽首次正式结为兄弟之邦，互称南北朝，比如礼节、贸易和移牒关报，比如具有战争意味的地名的更改，“威虏军”改为“广信”，“静戎”改为“安肃”，“破虏”改为“信安”，“平戎”改为“保定”，“宁边”改为“永定”，“定远”改为“永静”，“定羌”改为“保德”，“平虏城”改为“肃宁”。

此后116年间，宋、辽两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。

澶渊之盟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。中华民族搁置争议，着眼大局，互相尊重，合作共赢，为宋、辽两国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发展机会，使得人民得以休息养生，安度和平岁月，同时从事内部建设，学术、思想、文化、科学、技术都大放异彩。

宋、辽誓书签订于澶州，汉代称澶州为澶渊郡，这份誓书被称为“澶渊之盟”。

“澶渊之盟”使宋辽都赢得长达116年的和平。

纪录澶渊之盟的“契丹出境碑”，上有宋真宗在取胜辽国后（1004年）写的诗，寇准手书。此碑于公元1055年由真宗的儿子仁宗所立，以表对其父皇的颂扬和缅怀

一个世纪后，文学家苏辙写道，澶渊之盟“稍以金帛啖之，虏（辽）欣然听命，岁遣使介，修邻国之好，逮今百数十年，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，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”。

韩维也曾论述，“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”。南宋绍兴十年（1140年），有人感慨，“太祖开万世之基，太宗定四海之难，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”。将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与宋太祖、宋太宗开国打天下的功劳一样看待，也就是说要以澶渊之盟的求和精神处理宋金关系，尽快与金人达成和议。李纲曾在《论守御札子》中说，“臣窃观自秦汉以来，制御戎狄，未有得上策者，惟本朝与契丹为澶渊之盟，守之以信，结之以恩，百有余年，边境晏安，兵革不用，和好之笃，古所未有”。

据统计，从公元1005年到1121年这116年之间，两国遣使庆贺生辰，宋140次，辽135次；两国遣使贺正旦，宋139次，辽140次；两国遣使吊唁，宋46次，辽43次。辽兴宗耶律宗真勤学绘画，曾经自绘肖像送给宋仁宗赵祯，并希望宋仁宗回赠真容。遗憾的是，仁宗真容送到时，辽兴宗已经过世。辽国皇室遂将仁宗真容与祖先肖像悬挂在一起，供子孙世代礼拜。

中国自古饱受边疆战乱，与契丹形成如此长久的和平关系，在中国边疆史上着实罕见。

咸平之治

这一年，玉树临风的皇帝36岁。六年前，公元998年，太子赵恒登基。这位排序老三的皇子自幼姿表特异，英睿聪敏，才华过人，少时与诸王嬉戏，便喜欢作战阵之状，自称“元帅”。赵恒尽管不为太宗器重，却甚为太祖喜爱，将他养在宫中。纵使一千多年后，他在《劝学诗》中写下的诗句仍在流传：“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“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。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，后世给了这个酷爱读书与书法的皇帝一个无比贴切的庙号：宋真宗。

宋朝的皇帝喜欢频繁更换年号，宋真宗在位25年，就曾经使用五个年号：咸平、景德、大中祥符、天禧、乾兴。咸平这个年号用了6年，景德用了4年，以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以景德命名，也因此闻名。然而，尽管两个年号只维持了短短的10年，却是大宋王朝元神丰盈、光墨淋漓的10年。

6年前的这个时候，大宋王朝第三位皇帝继位，人们看到了而立之年天子的守正笃实、无远弗届；咸平六年里的数场战事，人们看到了他的果敢勇毅、杀伐决断；这一次，御驾亲征，澶渊结盟，他则让人们体悟到他的深谋远虑、久久为功。

不久，宋真宗即以铁面无私的姿态，公布告诫百官的《文武七条》：

一是清心，要平心待物，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。

二是奉公，要公平正直，自身廉洁。

三是修德，要以德服人，而不是以势压人。

四是务实，不要贪图虚名。

五是明察，要勤于体察民情，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。

六是勤课，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。

七是革弊，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。

在宋真宗看来，“清心”、“修德”就是廉政的源头，就能实现“德治”。他建立官员档案，实行保举制度，推动渎职监察，鼓励鲠亮敢言，纠弹不避权贵，奖励廉洁无私，懂得知人善任。宋真宗御驾亲征，对内打败了西北党项、吐蕃这些势力，对外逼退强大的契丹，创造了一个安定和平的边境环境，仅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便让大宋江山转危为安，凭借的恰是这些治国新政。

宋真宗迅速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、社会进步、制度清明、经济繁庶、文化鼎盛的时代，他启用李沆、曹彬、吕蒙正等人打理政事，政绩有声有色，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，注意节俭，休息养农，发展纺织、染色、造纸、制瓷等手工业、商业，一时间，贸易盛况空前。

据统计，公元996年，宋朝国家财政收入2224万緍，户口451万；公元1021年，国家财政收入达到150885万緍 ，户口为868万。短短20余年，整个国家户口增加了417万户，财富增加了近68倍，其发展规模与前朝相比，超过了唐朝贞观二十三年总量的4倍，与后世而论，超越了乾隆时期的3倍。中国占世界财富的比值从996年的22%左右，一下子提升到了67%左右，可谓富甲天下。

这是大宋王朝难得的小康时代，后世将咸平、景德、大中祥符三个年号的19年统称为“咸平之治”。

偏见与理性

宋朝承继先秦及汉唐的思想，对外邦颇为鄙夷。孔子曾说：“夷不乱华”，表现了他对中原文化的高度重视。孟子说：“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”显示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。大宋开国以来，更是对外族有着极强的优越感，文武大臣皆以为须用道德驯服夷狄。理学家邵雍甚至写下如此倨傲的诗句：“仆奴凌主人，夷狄犯中国。自古知不平，无由能绝得。”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华夏民族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文明，积淀了无比丰富的智慧、无比深邃的思想，但在战争问题上，却显得冲动幼稚，以至于常常祸殃百姓，不能不说缘于这种观念上的居高临下。

而自景德元年开始，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、文化交流成为时代的主题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，骄傲的王朝俯下高昂的头颅，审慎地打量对手，理智地放下武器，伸出和平的橄榄枝，以大国的姿态张开襟怀。此后的一个世纪，中原和北方部落以空前的规模迁徙杂居，经济交融、文化交流、语言交汇、习俗融合，辽国也开始从单纯的游牧民族，向游牧与农耕相交杂的民族过渡。辽国的燕京在唐幽州蓟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，这里来自不同民族、不同国度的居民五方杂处，互补共荣。大中祥符元年（公元1008年），使辽的路振在《乘轺录》中记载：幽州“城中凡二十六坊，坊有门楼，大署其额，有罽宾、肃慎、卢龙等坊，并唐时旧坊名也。居民棋布，巷端直，列肆者百室，俗皆汉服，中有胡服者，盖杂契丹、渤海妇女耳”（《宋朝事实类苑》），宋朝的魅力可见一斑。

正是以这样的包容、这样的魅力，中华民族将一切可能纳为己有，爱其所同，敬其所异，和而不同，沉淀于心，又外化于行，成为具有强大稳定性、延续性、发展性的中华文明，并造就了中华文化博观约取、海纳百川的精神格局和精神气度。历史学家姚从吾说过：“（两族）相安既久……（辽人）逐渐变成了广义的中华民族。”堪称不同民族和谐相处最后融为一体的典范。此后不久，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，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，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，占地2500平方米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。同年，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，聚书1500余卷，“博延众生，讲习甚盛”，赵恒赐名“应天府书院”，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。和衷共济、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，也是古老东方的文明精髓。

钱穆也感叹：“中华文化不仅由中国民族所创造，而中华文化乃能创造中国民族，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。”此后一千余年，中华民族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和气度，不断地寻找我们的同心人、同路人——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容，那些久远熟悉的语言，那些频率相近的心跳，那些浸润至今的仪俗，那些茂密茁壮的传奇，那些心心相印的瞩望，是我们中华民族识路地图上的印记和徽号。

然而，不能否认的是，长久的和平，却也带来了人们富贵即安、苟且偷生的念头，就连真宗皇帝赵恒，后来也了陷入了劳民伤财的“泰山封禅”，甚至准备“五岳连封”；岁币养肥了契丹，却让大宋王朝的财政更加拮据。

人人怀安，故不复有征战之志，家如此，国亦如此。

残雪，冻雷，惊笋，急管繁弦——景德元年，端的是别具深意的一年。

时间，舒展着巨大的羽翼，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、某一刻，将历史之谜重新开启。那些祖先的传奇，那些祖辈的故事，他们在灾患面前的勇气，他们苦度长夜的智慧和坚忍，是我们在这个喧嚣世界永不迷失的识路密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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